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環保產業機會在哪兒?應對這一新命題，環保企業又應如何作為?
在E20研究院執行院長、湖南大學兼職教授薛濤看來，目前碳話題下的獲益主體主要是新能源行業，環保企業當前在減碳方面的市場空間并不大。
“但這并不意味著環保企業與碳達峰碳中和計劃無關。”薛濤認為，短期來看，主要還看環保企業能不能通過“賣碳”來獲取收益。例如，沼氣發電行業可能是減碳方面關聯收益較大的領域。此外，環衛新能源車輛生產企業和環境監測類企業也會有相關利好，但應該與碳交易沒有直接的關聯。長期來看，碳排放量將是衡量一個產業綠色發展水平的重要評價標尺，企業的技術路線選擇、管理水平等方面必須遵循正確的價值方向，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得持續優勢。同時，碳減排納入環境監管后，很可能對環保企業提出更高要求。因此，環保企業一方面不要對當前減碳收益有過高期待，同時也要未雨綢繆，積極研究，盡早對未來行業可能帶來的變化有所布局。
環保企業“賣碳”獲益多嗎?
近兩三年較難發展出成熟普遍的商業模式
薛濤認為，當前環保企業能否靠在碳市場“賣碳”獲得獨特競爭優勢，還需深入研究。
無論是原來的CDM(清潔發展機制)還是當前的CCER(國家核證自愿減排量)，要參與碳市場的這兩個“賣碳”項目，首先要摸清企業所參與項目的對應溫室氣體減排量，將其效果通過標準的方法學折算成被市場認可的碳減排指標，然后再進行碳交易。
“在環保行業各細分領域內，除了直接的節能效益，其他減碳效果有能被國家認可的碳核算的方法學標準很少。”薛濤指出，除了直接的節能以及沼氣利用的碳減排有針對性的方法學支撐，行業內正在實施或者研究的絕大部分與減碳可以建立相關性的領域，當前都很難詳細計算碳排放量，“比如，在垃圾分類中將有機垃圾做成肥料再回歸土壤，理論上實現了碳歸土，減少了碳排放，但整個過程可能涉及好幾個細分學科和不同的領域，當前尚未開發出相應的碳核算的方法學。”他說。
薛濤分析，很多環保細分領域減排或資源化措施缺少方法學支撐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很多環保企業具體業務中單體項目的碳排放量太小、太分散，碳減排交易的開發收益太小(而對應的程序卻相對繁瑣)，繼而也就導致了對應方法學本身開發的缺乏;另一方面是不少環保細分領域跨多專業學科，開發難度很大。
另一方面，大部分市政環保設施當前還沒有被貼上“高碳”的標簽。他舉例，我國相當一部分污水處理廠(包括相應污泥)平均耗能水平高于美國約一倍，且整個污水處理行業碳排放量約占總排放量的2%左右，但分散到單體項目，和電廠以及大型工業企業的減排空間相比非常有限。同時，工業企業的配套環保設施的碳排放對比工業企業制造環節而言，占比也非常低。因此，薛濤認為，在工業領域的減排行動中會考慮生產全流程中的節能降碳問題，但對其配套環保設施這一節點有可能會忽視。
除開這些限制因素，薛濤還認為，當前碳市場本身發展也尚待進一步成熟，跨地域、跨領域的統一碳市場還未真正形成，交易頻次較低，價格發現機制還不成熟，碳價不夠高，都制約著碳減排對環保企業固有商業競爭模式的影響力度。
“因此，我認為，雖然降碳會逐漸成為企業關注的重點對象，但對當前環保企業各自商業模式的影響可能十分有限，在環保領域‘賣碳’不太可能在近兩三年就能發展成一種成熟普遍的商業模式。”他說。
沼氣發電：“賣碳”獲益較大的環保細分
未來沼氣市場空間潛力巨大
據了解，得益于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下的CDM機制的作用，沼氣利用方面的碳核算方法學已經十分成熟，10多年前，國內不少垃圾填埋場的填埋氣發電項目通過CDM機制都曾經獲得了來自歐洲的碳減排資金。早在2013年四川省也引入了CDM機制開展農村沼氣碳交易。如果年產沼氣20億立方米，每年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1200萬噸。
薛濤介紹，目前有直接市場空間的是有機廢棄物緊密相關的填埋氣發電和沼氣發電等，都是對沼氣的利用。“沼氣的主要成分甲烷本身是溫室氣體，可以折算成二十多倍的二氧化碳當量，另外，沼氣發電不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還節省能源，這部分也可以計入碳減排當量。”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教授王凱軍此前表示，目前我國每年40億立方米畜禽糞便需要處理，產生沼氣潛力最少400億立方米～1000億立方米;垃圾分類后的廚余垃圾處理，以每人產生0.4kg廚余垃圾計算，產生沼氣0.2立方米，全國每年可產生1000億立方米沼氣。未來，沼氣市場空間潛力巨大。
就垃圾焚燒發電領域而言，天風公用環保測算，垃圾焚燒單噸日處理量產能預計全年實現碳減排約104萬噸，在2025年100萬噸/日產能的預期下，預計年減排量超一億噸。
不過，薛濤認為，垃圾焚燒發電的確能助力碳減排，但企業通過提升發電效率等方式減排的動力并不來自于“賣碳”，“考慮到當前政府支付的垃圾發電的處理費的行業平均值大概在每噸80元左右，CCER收益只能占到1.8%，從這個比例可以看出，企業對垃圾發電工藝做技改的動機還是來自多發電直接帶來的增加的電費收益。”
整體來看，相較于環保行業，薛濤表示，碳達峰、碳中和的行動直接刺激的是能源行業和高耗能大戶，“這些領域一是有成熟的碳核算方法學支撐，二是不少企業是二氧化碳排放和減排的大戶，‘賣碳’收益明顯;三是去年年底將碳排放納入環境監管范圍后，原有‘能評’的作用能真正發揮，個體企業碳減排的責任被強化，碳交易市場才能真正起到價格發現的作用，碳價也才能真正開始上揚。”
環保企業應把降碳作為長期方向
實現市政環保設施減排整體最優解
“短期內，降碳的獲益空間小決定了環保企業的商業模式依然建立在直接污染物的去除，以及由此獲得的政府付費或工業企業的污染者付費上，技術路線選擇中的競爭優勢主要依靠性價比，但企業依然要把降碳作為長期方向。”薛濤表示。
他認為，碳指標在綠色發展評價機制上可以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考慮到綠色發展涉及多個維度，很難再找到一個可以量化、具有科學合理性和可持續性的單一指標，能像碳一樣把不同領域、不同性質的東西都折算成一個共同的參數，以利于宏觀和微觀的評價選擇，“理解碳指標被廣泛接受所帶來的意義，就像理解在易貨貿易時代貨幣的出現一樣。未來，碳排放量的多少不僅可以用于評價社會管理、行業水平和產業結構，也可以用于衡量個體企業的管理能力或者技術路線的可持續水平。”
“如果企業選擇了一條非低碳的技術路線，在未來就一定存在優化的、可替代技術的可能。比如當前污水處理廠達標需要嚴重依賴耗材或者藥劑，自然不是一種低碳的現狀，而且很可能還存在著為達標而達標的拆東墻補西墻的缺陷，就有可能被更集約性的廠網河系統的優化、更高效更具性價比的工藝路線替代。”他說，“因此，未來當環保企業判斷環境技術路線和企業內部管理方式是否是可持續的最優解時，就不會單純地以消除污染物的效果或是否節約成本來衡量，而是必須考慮低碳的因素。”
以污水處理廠為例，數據顯示，全球污水處理等水處理行業碳排放量大約占全球碳排放量2%左右。目前，已有多個國家發布污水處理廠碳中和技術路線圖，美國提出2030年所有污水處理廠都要實現碳中和。
“這么大的‘群落’，又有前述的單體項目減排量較小的問題，有沒有可能在降碳方面產生一種新的管理方式?我認為，環保企業作為單體較難管理，當前模式對單體設施的減排的驅動力也嚴重不足，還需要國家有關部門聯合起來，對行業制定統一的減排要求，對其提出能源損耗和資源循環方面等約束性要求，來推動單個企業落實碳減排，最終實現市政環保設施減排的整體最優解。”他說。
(記者 鄧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