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新基建、鄉村振興、大國工業……近年來，國家提出的這一系列目標與計劃最終都需要通過投資來實現，這也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提出了需求。

然而，如何衡量我國宏觀政策的實施空間？如何防范可能的風險？又該通過哪些舉措使積極的財政政策落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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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舉辦了光華思想力2022夏季論壇“長短結合觀大勢，多措并舉謀大局——中國經濟的短期與中長期”。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院長、金融學系教授劉俏就上述問題分享了看法。

談及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劉俏表示，目前最大顧慮可能是公共債務的過快增長帶來的巨大金融風險。

“什么是合理的債務水平？公共債務除以GDP是一個合理的債務水平衡量么？投資與融資應該錨定GDP還是一個國家的整體價值？”劉俏提出的這些疑問，他通過研究逐一找到了答案。

劉俏表示，GDP難以衡量一個國家的整體經濟實力、國家信用和資源動員能力以及國家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需求的能力。以GDP作為經濟政策錨定的宏觀變量有可能過高估計宏觀杠桿率和金融風險危機爆發的可能，導致政策制定者需要大量投資時會采取過度謹慎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而政策失當反而會加大危機爆發的風險。

劉俏通過研究發現，考慮以整體價值作為宏觀政策的錨，那些整體價值遠大于GDP的國家擁有巨大的政策空間，發生金融危機的概率也非常小。我國整體價值遠遠大于GDP，擁有實施宏觀政策的巨大空間。面臨增長動能轉換，處于新舊文明交替時代，我國也擁有龐大的投資機會。1.54億個市場主體一旦全面激活，能夠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作用，而當投資收益率大于融資成本時（g＞r），積極財政政策可以持續。

劉俏表示，要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以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方式，聚焦未來中國生產網絡里的節點行業，解決新發展階段的節點問題——積極財政政策帶來的增長空間和價值附加短期內有利于穩定經濟，中長期有利于極大地推進我國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

談及具體的政策舉措，劉俏給出了幾條建議：

第一，可以更大力度增加長期國債或者專項債發行。當前投資于實體經濟的收益是超過融資成本的，在這樣的背景下，可以適當擴大國債或專項債規模，推行積極財政政策的空間非常大。甚至可以考慮發行30年或40年的長期國債，比如40年期的碳中和債等。

第二，將大規模的現金和消費券發放作為財政政策的重要選項。在貨幣政策傳導一直不通暢的情況下，需要用力度更大的財政政策直達消費端，給全民發放消費券或者現金，能夠帶動消費，真正支持市場主體，消化就業壓力，實現政策的精準直達。

第三，兼顧數字化轉型和新基建投資與傳統基建領域投資。

第四，大幅增加基礎研究投入。我國研發投入已經達到GDP的2.4%，但我國的研發投入中用于基礎研究的經費所占比例剛剛超過6%，這個數字美國是17.2%，法國是25%，大規模、長期投資于基礎研究是我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須。

第五，啟動“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租賃住房改革和REITs建設”三位一體的新一輪改革，利用社會資本，通過市場化機制，推進“第二次”房改。

第六，在一定范圍內以國債置換地方政府債務，以此激活地方政府在經濟增長中能夠發揮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