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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法機關對孫某行政處罰的依據是《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二十六條第四項：“其他尋釁滋事行為”。
這一規定，給了執法機關進行行政處罰時過大的“自由裁量權”。
所謂尋釁滋事，是指行為人在公共場所無事生非，起哄鬧事，肆意挑釁，制造事端，破壞公共秩序，尚未造成嚴重后果的行為。
本案中，行為人孫某，在其加入的小區群、業主群發布“疑似長沙陽光壹佰物業花2萬元聘請交警中隊在小區周邊抄牌”等言論，“根據原告（孫某）提供的三份表格，相關信息相互吻合……該三份表格具有令原告相信其真實性的表象”。這與“無事生非，制造事端”有本質區別。
孫某既不是“無事”，更沒有“生非”。
隨意泛化“其他尋釁滋事行為”，不可避免地造成執法偏差。進而有損執法機關公信力，不利于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
由此，建議立法部門盡快從立法或法理上對“其他尋釁滋事行為”作出限制性的、明確的解釋。便于執法部門有法可依，執行必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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