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穿朱雀大街的橋梁橋基南壁正視圖（資料圖片）
【資料圖】
清平堡顯應宮彩繪泥塑（資料圖片）
三秦都市報-三秦網訊（記者趙爭耀）
空港新城考古發現一座大型獨立墓園
2021年至今，考古工作者對位于空港新城城北杜街道的北城村墓葬群進行了考古發掘，共清理十六國北朝至唐代墓葬217座，圍溝1處。考古表明，該墓群具有完整圍溝，圍溝內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齊，有著明顯的規劃布局，應是一座大型獨立墓園。
“圍溝內已發掘217座十六國北朝至唐代墓葬，這批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齊，有著明顯的規劃布局，墓道口位置基本一致，墓葬間距基本一致，應為一處有規劃的獨立的大型墓園。”據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館員柴怡介紹，圍溝內的墓葬全部為東向，呈南北縱向排列，同一列墓葬大小規模基本一致，根據規模大小可以分為東西兩部分。東區墓葬均為規模較大的墓葬，由東向西呈5列分布，這些墓道長度均大于15米，其中31座墓道長超過20米。隨葬品主要為銅錢、銅飾，少量陶器、鐵器、泥餅等。西區墓葬的規模較小，東西向呈4列分布，墓葬的墓道長度小于15米，墓室深度一般不超過5米，出土器物以銅錢為主，少量銅飾件、陶器、鐵器。結合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專家推斷圍溝內墓葬西區的年代應在北周至唐初這一時間段，東區墓葬應在十六國、北魏至西魏時期，整體而言由東向西，由南向北，墓葬規模變小，時代越來越晚。同時，體質人類學鑒定顯示，墓主多為壯年，男女比例基本為1：1左右，表明其人群之間必然有共同的血緣或者地緣關系，或者有相同的文化或職業背景等關系的疊加，人群內部的凝聚力十分強大。
“北城村墓群具有完整圍溝，圍溝內墓葬分布有序、排列整齊，延續時間較長，但發現的陪葬品較少，都使其具有了強烈的獨特性。其性質可能為北朝時期前所未見的大型族葬地或具有某類特殊身份人群的集中喪葬地。”柴怡表示，此次考古對研究北朝時期墓葬形制演變、墓地規劃設置和相關祭祀制度及該時期人群構成、民族交匯融合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陜西考古發現柳公權撰書墓志
2022年，考古人員在對西安市長安區郭杜街道3座唐墓進行考古發掘時，在其中一座墓葬中發現了一方由唐代著名文學家、書法家柳公權撰文并書寫的墓志。
據介紹，為配合位于西安市長安區郭杜街道的鳳林北路東延伸段項目建設，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共清理發掘3座唐墓。“本次發掘最重要的發現是在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的一方墓志，由唐代著名文學家、書法家柳公權撰文并書寫。”參與此次考古發掘的陳徐瑋說，該墓志長76.7厘米、寬77.1厘米、厚14.5厘米，四周線刻十二生肖，獸首人身，每面三個，墓志正面陰刻正書42行，滿行45字，共1769字。根據墓志內容確定，墓主為唐通議大夫守左散騎常侍嚴公貺，馮翊人。墓志中對嚴公貺生平及其家族世系有詳細記述。嚴公貺高祖嚴豐、曾祖嚴知本、祖父嚴審綱，父親為唐中期名臣嚴震，兄長為嚴公弼。嚴公貺的妻子為河東柳氏，是柳公權“從父女弟”，即堂妹，先于嚴公貺而逝，有七子一女。嚴公貺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十二月廿五日病逝，享年七十五歲，大中四年（850年）五月十九日葬。嚴公貺逝世后，長子嚴脩穆請其舅柳公權為嚴公貺撰書墓志銘，此時柳公權已71歲。
柳公權是唐代著名的文學家、書法家，其書法吸取了顏真卿、歐陽詢之長，自創“柳體”，以骨力勁健見長。與顏真卿齊名，稱“顏柳”，后世有“顏筋柳骨”的美譽，又與歐陽詢、顏真卿、趙孟頫并稱“楷書四大家”。
專家表示，本次發現的嚴公貺墓志是現存唯一經考古發掘、有明確出土地點的柳公權晚年撰書的墓志，不僅補充了缺載的嚴公貺生卒年份、仕宦經歷等信息，完善了馮翊嚴氏家族譜系及其與河東柳氏的姻親關系，也為研究柳公權書法藝術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
西安發現我國迄今最早的五橋并列遺址
1月12日，記者從2022年度陜西重要考古發現新聞發布會上了解到，考古人員在配合小雁塔歷史文化片區綜合改造項目中，發現了橫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橋梁基址，這是目前經考古發掘出土的我國古代最早的五橋并列遺址。
“2021年5月以來，考古人員在小雁塔西北角工地開展考古發掘工作，取得重要收獲。”據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研究館員張全民介紹，目前已發現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外郭城第七橫街、橫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橋梁基址、朱雀大街東側水溝及其上與第七橫街相通的2座橋梁基址、安仁坊西北墻角、角門及其外側水渠上的磚砌涵洞遺址，還發現明清時期薦福寺西北角院墻、圍溝及院外2處骨灰瘞埋遺跡。出土各類文物350余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銅器、銅錢、鐵器及建筑構件等。
隋唐朱雀大街是連接皇城朱雀門與外郭城明德門的南北向大街，是隋大興唐長安城的中軸線。此次考古，在橫穿朱雀大街的東西水渠上發現5座東西并列的磚砌橋基，皆為南北走向，等距離排列。橋基下的渠岸兩側疊澀砌磚（一種古代磚石結構建筑的砌法），磚基與渠岸之間開挖有生土槽，其下鋪設石礎，上原安置木柱，建有木橋。居中橋基最寬，橋基北側發現5個礎石遺跡，其中尚存3個。兩側4處橋基略窄，南北兩側各存4對礎石。據考古實測，中橋就位于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軸線上，與明德門五門道的中門道南北相對。
“朱雀大街五橋并列遺址位于皇城朱雀門外1200多米外，與朱雀門和明德門遙相呼應，體現了都城禮制的最高等級，對于隋唐長安城形制布局及禮儀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張全民稱，這是目前經考古發掘出土的我國古代最早的五橋并列遺址，是明清都城中軸線上設置五橋的發端，也是中國都城禮制文化起源、傳承和發展的實物見證。
榆林清平堡考古實證中華民族的融合與發展
經過搶救性發掘，位于毛烏素沙漠中的一座明代長城城堡——清平堡遺址顯露“真容”。目前，考古人員已在清平堡遺址揭露出中心樓、南門及甕城、顯應宮、民居與商鋪、堡外的寺院等遺跡，出土大量建筑構件、生活用瓷碎片、彩繪泥塑神像。考古證實，該遺址具有軍事和商貿雙重功能，在使用過程中，營堡內及周邊發生的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
清平堡遺址位于榆林靖邊縣楊橋畔鎮東門溝村，為明代延綏鎮長城三十六營堡之一，同時也是明蒙之間互市的場所之一。堡內外高低起伏，為流沙覆蓋。“3年來，我們在清平堡遺址揭露出中心樓、南門及甕城、顯應宮、民居與商鋪、堡外的寺院等遺跡。”據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員于春雷介紹，中心樓原本為一座高臺樓閣建筑，位于清平堡的規劃中心位置，現僅存臺體部分，臺體下設四出券洞，連接堡內四條主干街道。中心樓本身及其在城址中的建筑布局，最早可追溯到漢代的市場，反映出營堡的商業功能屬性，這是營堡自我定位的一個體現。另外，南門及甕城址的軍事防御屬性則是營堡修建時自我定位的另一個體現。在中心樓南側街道兩側清理出分布有較為密集的小型建筑10余間，這批建筑分布密集，多為“一宇兩內”的結構，住房內有磚砌火炕，院落中有碾房或磨房的遺跡，為當時駐堡軍民居住的普通民居和商鋪。這樣格局的民居建筑，一直延續到現代，在當地還是占據主流地位。這些遺跡反映了在清平堡中北方文化與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的情況。
顯應宮位于中心樓西側偏北，平面為長方形。建筑結構保存完整，由磚砌的照壁、大門、院墻、戲臺、東西兩廡、正殿、寢宮等部分組成，整體呈軸對稱分布。顯應宮的前朝后寢、戲臺與照壁、東西兩廡的結構，都體現出濃厚的中原文化因素。在東西兩廡出土的泥塑神像可分為兩大類，分別是明朝風格的形象和蒙古風格的形象，反映出當時在清平堡內，蒙漢兩族人民交流融合、平等共處的情況。
“清平堡在修建之初的定位是軍事和商貿，在使用過程中，營堡內及周邊發生的更多是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于春雷說，以清平堡為代表的長城遺址是長城兩側的民族與文化發生碰撞、交流、融合的場所，參與了中華民族的融合與發展，參與了中華文明的交流與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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