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組有關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最新數據，讓全國政協委員、中科院上海光機所信息光學與光電技術實驗室主任司徒國海既喜又憂。
喜的是，過去5年我國發明專利產業化率整體呈穩步上升態勢，2022年增至36.7%，創5年新高；憂的是，其中的企業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48.1%，高校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3.9%，科研單位發明專利產業化率為13.3%。
“才3.9%！”司徒國海調研發現，目前高校和院所的成果與企業的需求匹配度不高，存在大量“沉睡”專利，“有貨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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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時間以來，我國科技領域論文數量位居世界前列，2022年熱點論文數量更是首次取得排名全球第一的傲人成績。在司徒國海看來，這表明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已達到一定高度，然而，基礎研究中的創新性成果并不簡單等同于生產力。
政府工作報告對今年工作的建議提到“科技政策要聚焦自立自強”。不少代表委員認為，加快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讓更多的創新性成果從“書架”走上“貨架”，對于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至關重要。
那么，象牙塔里的科研成果為何“沉睡”，又該如何喚醒它們呢？
有的政策一邊踩油門一邊踩剎車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航天科工航天三江銳科激光副董事長、總工程師閆大鵬，曾經在南京理工大學做教授，他深知科研人員職務成果面臨“不敢轉”“無法轉”等諸多問題。
他舉例說：財政資金投入在研發過程中形成的資產，包括發明專利等無形資產或裝備設置等有形資產，如果無法順暢賦權給技術發明人，就會嚴重影響科研人員的創新積極性和創造性，造成創新資源的極大浪費。
2015年，我國修訂了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有人稱之為中國版拜杜法案，將在科技成果和市場之間架起一條快速通道。
8年來，市場上的確涌現了不少科技成果。但閆大鵬認為這還遠遠不夠，距離科技自立自強的目標尚有較大距離，有關規定還有待進一步細化。
“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公司法等上位法距離最后一次修訂已經很久，亟待加快推進相關現行國家層面法律的修訂。”閆大鵬說，比如，其中尚未明確規定財政資金形成的科技成果所有權如何處置，所有權處置如何與科技成果轉化直接掛鉤。
如今，雖然主要在企業從事科技創新工作，但閆大鵬因為兼職教授的緣故，也經常往高校和科研院所跑。他發現，近年來，各級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激勵創新的政策，旨在為科研人員松綁減負賦能，但往往是“一邊在踩油門、一邊在踩剎車”，致使高校、科研機構成果轉化在政策落地過程中很容易“死機”。
一個具體的問題就是財政預算一體化等“一竿子插到底”的經費管理模式。在閆大鵬看來，這些容易造成將高校、科研機構科研人員當作行政人員管理，將科研經費完全等同于行政經費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科研人員創新創造的動力和活力。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船舶集團七二五所所長王其紅也提到，目前國家尚未出臺關于國有科研院所與跟投相關的指導文件，使得科研人員難以享受到股權激勵帶來的收益。
根據相關文件規定，當國有科研院所的科研創新成果具備一定的產業轉化條件、擬設立科技產業公司加速產業化進程時，程序上卻無法引入職工股權，持股人身份有待進一步放寬。
閆大鵬感慨道，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產業化率低，已成為當前制約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的“瓶頸”。
今年全國兩會，他帶來一份建議——通過引入“科研法人”制度，充分授予高校、科研機構戰略科學家或首席科學家及其科研團隊在項目研究方案制定、技術路線選擇、科研經費管理、團隊人員選聘、科研崗位設置、職稱評審、績效考評、薪酬福利及參與成果應用轉化等市場主體活動方面的獨立自主權。
“我們要從頂層制度設計上破解科技成果轉化中核心技術發明人的權責匹配等方面的瓶頸問題，使科研人員有責任感和獲得感，從而真正調動科研人員積極性，最大限度釋放創新潛力和活力。”閆大鵬說。
“從1到10”成為亟待突破的卡點
從事機器人研究多年，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自動化所研究員趙曉光有個很深的感受，科技成果轉化“一個巴掌拍不響”，需要需求和供給兩側都發力，但目前兩方面動力和能力都顯得不足。
企業是成果轉化的需求方和受益方，但趙曉光調研發現，目前一些企業僅僅局限于滿足眼前的市場需求，沒有更長遠的規劃，沒有將企業的發展與國家的戰略發展緊密結合，企業的高質量人才儲備也不足，在挖掘企業真實需求、破解企業面臨的技術難題和亟須解決的關鍵技術方面，缺乏足夠的能力。
科技成果的源頭，大多來源于大學和科研院所，主要的科技力量和人才，也集中在大學和科研單位。但目前的主要問題是，它們的研究課題，大多面向世界前沿領域，從生產實踐中發現問題、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機制尚不健全。
趙曉光告訴記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的研究成果，在為企業服務過程中，需要科研人員深入企業了解實際情況，量身定制滿足企業需求的解決方案并組織科研團隊與企業密切合作，攻堅克難，將技術成果落地在企業付諸實施。
遺憾的是，這個落地實現成果轉化的過程，費時費力，并且不被大學或科研單位重視，因此科研人員沒有足夠的動力深入開展轉化工作。
更為嚴峻的是，科技成果從樣機到小批量測試的“卡點”難以突破。
根據趙曉光20多年的科研經歷，科技成果從一個想法（0階段）到樣機研制成功（1階段），有國家科研經費的支撐，科研人員通常能夠依靠單位和團隊的力量，攻堅完成，并通過樣機驗證理論、方法和算法的效力，驗證原理的正確性和工程應用的可行性。
相應地，從樣機（1階段）到小規模應用測試階段（10階段）困難要大得多，因為這個階段風險大，投入高，需要完成實驗室樣機的工程設計、外觀設計、降低成本以及性能測試，有可能在這個階段發現樣機的成本過高、市場的需求點掌握不準確、技術超前、市場尚未培育起來等問題，需要對樣機進行優化甚至重新研制。
“從這個角度說，科技成果‘從1到10’比‘從0到1’還要難。”趙曉光說，在成果轉化的路上，“從1到10”的階段已經成為亟待突破的卡點。
司徒國海也注意到這一問題，“從1到10”這個“中間階段”鏈條不完備，缺乏實施專利產業化的高端專業人才、資金、設備和場地，正是科技成果轉化目前面臨的障礙之一。
通常來說，一項創新性技術從取得原理突破和實驗驗證到產業化落地，中間仍然需要持續多年、不斷優化迭代的研發過程。他告訴記者，這個過程的研發不應該由高校和院所的專利權人來承擔，目前大多數中小微企業也不一定具備相應的研發能力。
“對接兩頭的中間階段有所缺失，專利產業化鏈條處于斷裂狀態。”司徒國海說。
他建議加強“從1到10”項目的支持力度，優化人員評價機制，引導政府主導的產業基金、社會資本更多支持中間階段項目的投資，支持中小微企業承擔和參與國家科技項目。
趙曉光也建議豐富科技成果轉化的融資渠道，解決從樣機到小批量應用測試的卡點。她說，相關部門可以制定樣機小批量試制與測試扶持政策，在納入研發經費加計扣除范疇的基礎上，建立小批量試制產業聯合基金。
急需一批既懂科技又懂市場的人
在采訪過程中，“橋梁”是代表委員談及的一個高頻詞。
司徒國海說，高校和科研單位專利產業化率較低的原因，不是專利的技術含量不夠，也并非專利技術前景不樂觀，而是成果和市場之間的“橋梁”不夠堅固，轉化環節和鏈條還不夠完備。
國家知識產權局發布的《2022年中國專利調查報告》顯示，48.7%的受訪企業專利權人反映，“缺少高端專業人才”是制約企業專利產業化的最主要原因。
“這里的高端專業人才就是成果和市場之間的重要‘橋梁’。”司徒國海說，這些高端專業人才包括技術經紀人和創新技術產業化專業人員等，要能溝通供給側和需求側，即能快速掌握自己專業領域的發明專利的技術和原理，作出成熟度和實施價值的研判，對接企業需求，并實施或指導完成專利技術的產業化研發。
他因此建議，加強發明專利產業化高端人才培養體系。以項目和實踐培養包括技術經紀人和創新技術產業化專業人員等在內的專利產業化高端專業人才，暢通其職業和職稱發展通道。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所長劉中民也建議為企業與科研人員搭建交流對接的橋梁——還是國家級的。
“我建議政府牽頭持續舉辦形式多樣的科技成果轉化對接活動，促進企業與高校、科研院所開展實質性產學研合作。建立國家級對接平臺，使對接活動‘制度化’和‘定期化’。”劉中民說。
他還建議大力發展科技服務業，培育壯大科技中介服務機構，培育一批懂科技、懂技術、懂市場、懂管理的技術轉移經紀人，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市場化、專業化的全方位服務。
今年兩會期間，民進中央提交了一份有關完善高校專利轉化政策體系、更好發揮高校科技創新支撐作用的建議，其中就提到“加強轉化服務隊伍建設，豐富金融財政支持模式”。
這條建議提到，截至2021年年底，我國高校發明專利平均維持年限為4.6年，明顯低于全國6.9年的平均水平。這說明高校專利整體穩定性不高，難以吸引市場主體進行專利轉化。
原因之一在于，高校技術轉移機構與市場化技術轉移機構的合作力度不足。民進中央在建議里提到，建立多元化市場化運營專業服務機構，建立“課題組專員+專業機構人員”模式，由技術經理人輔助發明人轉化專利并加強專利轉化追蹤。完善適應不同類型、不同階段的專利轉化規律的金融支持模式。
這和司徒國海提出的“加強發明專利產業化高端人才培養體系”不謀而合。
他說，以前，不少科研人員寫完論文，成果就上了書架、進了柜子，希望以后可以打破這種“學界自我循環”的局面。
